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記者：陳玉靜

防范金融風險、服務實體經濟，熱點之下，多位大咖共論金融熱點。

1月25日，由北京金博會組委會主辦的2017中國金融年度論壇在北京召開，本屆論壇在前幾屆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當下金融行業的現狀以及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的主題展開探討。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論壇上圍繞中國宏觀經濟形勢、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發表了主題演講。劉世錦表示，現在的發展階段和我們過去一直談的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是一致的，這實際上是不同的增長平臺之間的轉換，在新的發展階段下，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這一關必須要過，而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地方債的問題可能是擺在前邊的。

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期

現在的發展階段和過去一直說的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應該是一致的，對此，劉世錦提出了兩方面理由：首先，從需求側來看，過去帶動高增長的主要是高投資，而高投資主要是三大需求來源，分別是出口、基礎設施、房地產，俗稱三只靴子，現在這三只靴子基本觸底，高增長也就停止了，特別是房地產，大家關注比較多，但房地產的歷史需求峰值在2013、2014年就已出現，雖然2016年一季度出現了回升，但這是一個短期現象，所以三只靴子都落地之后，需求側觸底了。

其次，從供給側來講，過去兩三年，去產能取得積極成效，直接的證據就是PPI、工業品出廠價格，經過54個月的負增長以后，于2016年9月恢復正增長，工業企業利潤經過一年多的負增長以后也由負轉正，所以，從供給側來講，基本上也觸底。那么，觸底之后會不會反彈？

劉世錦認為，觸底確切的含義是不再明顯下滑，不會大幅反彈，不論是V形還是U形，更不會重復過去高增長的軌道，不過要理解的是，中國經濟實現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實際上是不同的增長平臺之間的轉換。

對于2018年， 劉世錦表示，經過初步分析，終端需求會有一個季節性的回升，但是2018年總需求中間，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因為背后實際上是地方債在支撐，而地方債是現在防范進入風險中間比較重要的一塊，如果該領域治理的力度比較大，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速度有可能會回調，而回調以后中速增長的平臺重心會有所下移。

不過，也有一些好的因素，劉世錦指出，生產性投資有可能會有所回升，但力度不會太大。另外，出口存貨見到低點后也會有一個回升，“中國經濟將來會逐步進入一個中速增長期，這個中速增長期就是大家講的底邊再加上一些小的W形的波動”，劉世錦補充道。

如果說2017年是一個中速增長平臺的驗證期，2018年將是一個調整期。劉世錦認為，主要是基礎設施投資可能會有一定幅度的調整，但希望這個波動幅度會小一點，穩定性能夠增強，所以從當前來講，中國經濟還是要做實，爭取做優，而不是人為地推高中國經濟，現在需要降風險，包括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部分企業過高的杠桿率。

擠泡沫，部分城市的房地產泡沫，包括一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泡沫；增動能，就是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穩效益，這一點特別重要，希望進入一種比較好的均衡狀況，這樣對長期來講去杠桿也有利。

總體而言，劉世錦稱，中國中速增長平臺形成以后，根據國際經驗，應該能夠持續10年，乃至更長時間，這樣為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能夠打下穩固的基礎。

隱形債務是地方債問題所在

劉世錦還表示，要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這一關必須要過，因為從國際經驗來看，成功最典型的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因為金融條件在高速增長階段到中速增長階段是不一樣的，一定要有一個大的調整。

關于金融風險，劉世錦稱，過去也想中國金融體系有什么問題，但好像也沒有發生什么過不去的坎兒。但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是高速增長期，高速增長期有吸收、化解、后推風險的能力，包括90年代后期，幾大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了一些不良資產，都不錯，但這不是別的變好了，而是工廠、設備不行了，但地值錢了，這和高速增長是聯系在一起的，但現在這個條件不存在了，而且可能是相反的，高速增長期不是風險的現在可能就變成了風險。所以，十九大提出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金融風險特別是地方債的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關注。

劉世錦分析稱，地方債是符合規范的明債，目前規模還可控，不過問題在于隱形債務，最近幾年通過地方專項基金，通過一些產業投資基金，特別是通過PPP形成了一些事實上需要地方政府最后兜底的承擔償還責任的這樣一種債務，稱之為隱形債務，事實是有些地方隱形債務比公開的多了不止一倍，當然，這個隱形債務到底有多大，現在也有不同的估計和分析，但是其中的問題是存在的，而且這方面風險因素的積累有些已經顯露，所以這一次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地方債的問題可能是擺在前邊的。

風險怎么處置？劉世錦認為，第一要穩杠桿，杠桿降下來背后實際上就是整個經濟體系的重大調整。首先是要穩住，不能再增加；第二是要軟著陸，防止處置不當引發新的風險；然后是要從長計議，一定要下決心解決各級政府、國企預算軟約束的問題，這是問題改革之初就已提出，但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的，所以這一次中央政府的態度很明確——不救助，這種情況之下就有一些債務將來怎么處置呢？收縮資產負債表可能也是一個選擇，當然從更長期來看，還是要探討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品投資服務。

不過，劉世錦認為，更重要的是根據高質量的發展要求，豎立正確的政績觀、速度觀，速度要看長遠一點，是一個長期的比較均衡的發展。另外，從地方政府來講，中國的政府和同時期OECD國家的結構不一樣，其他比例都差不多，唯有一點，即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比他們高的不止一倍，相當于他們的2~3倍，與此同時，公共服務這方面的差距比較大，所以更多的需要把資源朝這方面投。

最后，劉世錦表示，高質量發展的辦法需要各個地方去探索，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之下，從GDP優先聚焦于高質量發展，應當允許地方有較大自選動作的空間，允許有個性、有差別、允許試錯，在試點中推廣好的政策。